基础机构循环功率流滚轮式玻璃刀2023年即将过去，回眸这一年里的艺术瞬间，到底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澎湃艺术年终报道《艺路行远2023》本期关注的是2023年国内重要的文物与考古发现。

　　12月，“汉文帝的地下苑囿”入选“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其实回望这一年的考古，尽管不比此前三星堆的一醒惊天下，但仍不乏重要的、生活化的、有趣的考古瞬间：在南海，有大型古代沉船的发现，在湖北，有秦家咀墓地出土的战国楚简，在河南，罕见宋代家族墓葬现世，剪刀、熨斗、衣架等一应俱全；在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的发现，被称为“吃出来”的考古遗址，当然这也为探索滇文化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2023年12月，美国考古学会主办的《Archaeology》杂志新出版的2024年第一期，评选出了“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汉文帝的地下苑囿”（即陕西西安汉文帝霸陵发现的动物殉葬坑）入选，为中国唯一入选者。

　　这是霸陵考古成果继荣获“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陕西省六大考古发现”之后再获殊荣。

　　汉文帝霸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江村东部白鹿原的西端，其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霸陵和南陵周围的大型外藏坑中出土了各类陶俑、陶器、铁器、铜器、金银器、马骨等大量汉代珍贵文物。在其相对较远的很多小型殉葬坑中发现了大量的珍禽异兽骨骼，葬具有陶棺、砖栏和木椁，随葬品有陶容器、陶俑等，宛若文帝时期皇家苑囿的地下动物园。

　　考古工作者在霸陵共发掘23座动物殉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包括鸟类2种和兽类9种，均为珍稀野生动物，出土的动物种类既有现在仍生活在南方东洋界（热带或亚热带）的动物如印度野牛、马来貘和绿孔雀，也有“秦岭四宝”中的三宝——金丝猴、大熊猫、羚牛。其中，虎、马来貘、牦牛、印度野牛在陕西省属首次发现。在南陵共发掘55座殉葬坑，殉葬动物有鸟类、兽类和爬行类。鸟类骨骼主要分布在东南边，兽类骨骼主要分布在西南边，中间的K33-4坑既有鸟类也有兽类，经初步鉴定，发现的动物种类共计30个属种，包括鸟类18个属种、爬行类1种和兽类（哺乳类）11种，包括金雕、绿孔雀、褐马鸡、丹顶鹤、金丝猴、猕猴、虎、鬣羚、鹅喉羚、梅花鹿、狍子等30种珍稀野生动物骨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首次在陕西省发现了爬行动物龟鳖目陆龟科的靴脚陆龟、鸟类犀鸟科的地犀鸟属。（来源：“亚洲考古”）

　　南海大型古代沉船的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对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都具有突破性的贡献。这一重大发现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进的美好前景，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22年10月，深海考古调查团队在我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古代沉船，其中一号沉船遗址以瓷器为主，推测文物数量超过十万件。根据出水文物初步判断为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

　　二号沉船遗址以大量原木为主，初步研判是从海外装载货物驶往中国的古代沉船。根据出水文物初步判断为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

　　2023年5月20日，国家文物局利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进行了第一次考古调查。在沉船遗址核心堆积区西南角布放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并进行了初步搜索调查和影像记录。

　　2023年10月，国家文物局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通报了水下考古工作最新进展与成就。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考古调查发掘，开启了中国深海考古新篇章。

　　其中，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以下简称“一号沉船”）为明正德时期的一艘商船，所载货物数量巨大，包括瓷器、陶器、铜器、铁器、竹木器等，数量不少于十万件。又以瓷器为主，含青花、青釉、白釉、红绿彩、珐华等器物。瓷器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造型精美、色彩斑斓的珐华器。

　　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珐华器，多为传世品，考古发现的珐华器历来罕见，此次在沉船中发现更是首次。因此，一号沉船集中发现一批如此炫目多彩的珐华器，可谓惊艳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往沉船考古中均未发现珐华器，而一号沉船中珐华器的发现，直接证明了明代中期景德镇珐华器曾作为商品对外销售，同时也为我们寻找相关生产窑址、厘清海外地区珐华器来源等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物资料。

　　一号沉船中大量精美的珐华器，还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珐华”的概念、命名、时代特征、源流发展、制作工艺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或许可能会重新架构珐华器的研究。总之，一号沉船珐华器所隐藏的神秘和未知，犹如云雾缭绕的谜团等待我们去解开。（来源：央广网、“文博山西”）

　　2023年11月29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城河遗址的重要新发现：城河遗址新发现“水坝”遗存距今约5000年，推测用于旱时供水、涝时排水。相关发现见证了长江中游先民的治水智慧，为史前治水研究提供重要新材料。

　　史前治水模式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地处长江中游的城河遗址是否存在水利设施？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重大项目支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带着课题对遗址进行了持续发掘。

　　城河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彭小军介绍称，城河遗址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重要城址，城垣及以内面积约70万平方米，已发现城垣、中心“广场”设施、大型院落式建筑、城外墓葬区等重要遗存。此前发掘还揭示，城内有人工水系，且已发现3处供水进出的水门。

　　城河城址依水而建，城河及其支流从城外流过。但城址与城河支流之间有一片高岗，如何让城外水资源穿过岗地入城？彭小军说，带着这一疑问，考古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合作，对城河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测和建模分析，并会同年代学、环境考古等领域专家，对若干疑似水利设施的垄状堆积进行综合调查和分析。

　　经系统勘探和对十四处垄状堆积进行解剖，在城外东北部的泊阳湖、邓关台地点，发现一处明确为屈家岭文化的人工堆积。该堆积隆起于地面，横跨城河支流河谷，南北长260米，东西最宽处为39米，地面可见最大高度为6.5米。结合勘探信息，推测该人工堆积为屈家岭文化的“水坝”设施，距今约5000年，用于拦截城河支流水资源。彭小军称，“水坝”将城河支流的水位抬升，形成事实上的蓄水区，水资源借助岗地处的人工沟渠进入城内，旱时供水，涝时排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刘建国研究员指出，城河先民修筑“水坝”，拦截自然河道，有效防旱、排涝，合理调度水资源，是江汉平原史前治水文明的杰出代表。城河遗址的考古新收获，为探索长江中游史前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实践提供了重要资料。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课题）项目组组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称，持续的考古工作揭示，城河遗址是一处高等级史前聚落、汉水西部重要的区域中心，是距今5000年左右长江中游的文明曙光。新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史前区域文明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发展历程，提供了珍贵的实证材料。（来源：湖北日报）

　　湖北省荆州市秦家咀墓地是一处东周时期墓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荆州博物馆对该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其中墓葬M1093中出土大量竹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M1093是一座战国晚期的楚墓，初步推断其年代为楚宣王至楚威王时期（公元前369～公元前329年）。经过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第一阶段室内保护处理，共揭取竹简3910枚，预计可缀合整简1200～1500枚，约3万字。简文的字体为典型战国楚系简帛文字，内容经初步辨识，包括5类：

　　六艺类，包括《尚书·吕刑》《孔子道秦穆公之事》《齐桓公问于管仲》《凡民》《君子》《齐庄侯侵晋伐朝歌》《叔鱼谏晋庄平公》等；

　　据了解，古时候的“九九乘法口诀表”要从“九九八十一”开始背，至“二半而一”结束。“二半而一”说明当时已经有分数概念了。

　　秦家咀M1093是目前出土战国楚简数量、文字最多的墓葬，楚简内容涵盖六艺、诸子、辞赋、术数、方技等诸多领域，是研究先秦时期历史、文化、思想的珍贵资料。尤其是出土《尚书·吕刑》，对校勘传世文献具有重要价值；《齐庄侯侵晋伐朝歌》《叔鱼谏晋庄平公》丰富了历史人物细节，为史学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来源：荆州博物馆）

　　2023年12月18—19日，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和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召开“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成果专家论证会”，论证西街遗址的重要发掘成果，研讨西街遗址发现的长干古城的年代、性质和保护等问题。

　　李白名作《长干行》脍炙人口，其中“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唤起人们对南京古长干的千年情愫。《建康实录》称，“长干是里巷名，江东谓山陇之间曰干”。长干，大于秦淮河以南、雨花台以北，是南京最早的地名。

　　长干古城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外、大报恩寺遗址西侧，处古长干腹地，属南京市“长干里古居民区及越城遗址区”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范围。2017年以来，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西街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截至目前，共计发掘面积12000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500余处，出土各类考古标本10000余件，一座距今3000多年的长干古城初显真容。

　　长干古城由一处中心台地以及台地外围环壕、墙基与门道、水井、猪祭祀坑等与筑城有关的遗迹组成。这座古城最早至商代晚期，南京湖熟文化先民利用中心台地筑城，外有长江、秦淮河、花露岗、雨花台、赤石矶等江河与岗阜为天然屏障，具有鲜明的军事要塞性质。台地外围多道不同时代环壕的发现，提供了古城修筑和不断使用的证据，更是将南京主城区建城时间提前至商代晚期。

　　长干古城出土的商周时期遗物较为丰富，有陶鬲、陶甗、陶鼎、陶豆、陶簋、陶觯形杯、陶斝、原始瓷罐、原始瓷豆、玉璧、铜块等。很多出土标本在造型、纹饰等方面体现出南北文化交流交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

　　长干古城，是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不仅将南京建城史前推600多年，而且也丰富了古长干里的文化价值，同时又对湖熟文化研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古长干文化资源激活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目前，长干古城已经保护下来，未来将以西街考古遗址公园的形式进行展示和利用。（来源：“南京考古”微信公众号）

　　202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考古勘探发掘时，发现了老庄师古墓群，共22座墓葬，墓葬年代跨度近1600年。其中，宋代家族墓葬彩绘壁画中剪刀、熨斗、衣架、衣柜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

　　为配合航空港区基建工程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2年10月开始进驻工地进行考古勘探发掘。2023年3月在该区域发现两座宋墓，随即开展抢救性发掘。

　　目前，共发现东汉墓2座宋墓12座，明清墓8座，墓群区域位于开封市尉氏县岗李乡老庄师村，地处010乡道西部山岗上，该区域地貌为典型的平地山岗地形，四周均为广阔平原，地形平坦，山岗北高南低，与平原高差10米。一条古河道从西北向东南流去，环绕山岗西侧和南部，墓地位置背靠高山，两面环水，正是古人墓穴选择的“上吉之地”。

　　宋墓群位于山岗东侧，由北向南分布12座。墓葬形制为带阶梯墓道砖室墓，由墓道、封门、甬道、墓室构成，墓室装饰内容极为丰富，墓壁饰有彩绘壁画，涉及花鸟、神兽、家具、武器和人物，砖砌的仿木门窗，一桌两椅，桌上摆放杯盘、食盒、酒壶、剪刀、熨斗、衣架、衣柜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生动再现了墓主人的日常生活，折射了当时宋代社会生活和墓葬风俗。

　　“虽然这批宋墓并未发现任何可以说明墓主关系的记录和器物，但从整个墓地布局来看，这些墓葬位置相近，年代又前后相接，有明显的埋葬规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常宏杰表示，根据北宋官定的地理书记载，当时河南地区流行昭穆葬（贯鱼葬）即祖坟尊穴在前，父、叔昭穆穴于后，昭穴又在穆穴左下方，排列如以条穿鱼。该墓葬符合宋代家族墓葬排列规律。河南考古以往发现过不少宋墓，但宋代家族墓葬很少见，尤其是处于北宋两京地区的宋代家族墓更是极为少见，这批宋墓将极大地丰富开封宋文化内涵。

　　此次发现的明清墓位于发掘区中部，由北向南分布，共计8座，因盗扰严重，只出土少量铜钱和墓志，庆幸的是，这里发现了一座非常精美的康熙三十二年间的砖券单室壁画墓，墓葬坐北朝南，壁面白灰打底，上绘彩色壁画，整体布置仿生前宅居，墓室北壁为墓主画像，幔帐下墓主正襟危坐于供桌前，身后置屏风，身披通体缠枝纹服，衣襟边描绘以金粉，头顶官帽右手持凉扇，扇面草书若干行字，两旁侍女高发髻，躬身双手托盘，东西两壁男仆单手托圆盒，南壁正中为墓门，两侧以墨线简单勾勒怒目钟馗。下部彩绘盆栽，东壁一角墨书纪年题记：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

　　对于墓主人的身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樊温泉说：据当地传说墓主人为一名进士，这与壁画中墓主人头戴金顶帽是相符的。按照规定，七品（进士、举人、贡生）以下官员佩戴金顶帽。

　　据介绍，老庄师古墓群年代序列完整，墓葬装饰多样、文化面貌丰富，对研究古代建筑、普通市民家居生活、丧葬观念、文化习俗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来源：人民网）

　　样式雷是对清代皇家建筑总设计师雷氏家族的尊称。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皇陵等在内的很多皇家建筑都是由样式雷家族设计的。其中的很多建筑现今都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留下的建筑图纸（地盘样、立面图、平面图、内验装修图等）、烫样（建筑模型）等也于2007年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项目。

　　2023年10至1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一处清代墓地进行了详细的现场勘测工作，发现古代墓葬29座，可分为两处家族墓地。根据地望和墓葬分布情况，结合历史图档及早年调查资料，初步判断可能是清代雷氏家族墓地。

　　雷思起（1826-1876）字永荣，自小受父亲雷景修的熏陶，专注皇家建筑设计，并通晓风水，工艺精湛。早年随父参与嘉庆皇帝昌陵、道光皇帝慕陵的建设工程。后期主要主持紫禁城三海、圆明园、颐和园、定陵、惠陵等皇家建筑设计与兴建工程。

　　本次考古发现是研究清代雷氏家族墓地地望、布局及历史的实证，为后续的保护规划和展示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同一时间，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特展“院藏清代历史文书珍品——皇家建筑图档文献”专门分出一单元介绍了“样式雷”家族的重要成员与建筑设计案例。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介绍，清代皇家营造工程，分别由内务府及工部官员负责。其辖下不同部门，各司其职。有关勘查与绘制建筑设计图稿、制作烫样（模型）与工程监督，主要委由内务府营造司所属之“样式房”负责。“样式房”最高管理者称为“掌案”，清代中晚期大多由江西雷氏一族子孙出任，而晚清皇家建筑包括御苑、陵寝、城楼修建与殿阁装潢等工程，雷氏多有参与，并且留下不少建筑图稿。这批珍贵建筑图稿，被誉称为“样式雷”。

　　1930年代初期，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1872-1964）得知雷氏后人因家境困难，四处求售家藏先辈“样式雷”图档，遂发动人脉进行搜购，使这批珍贵文献得以保存。随之动员学社中的建筑学者如刘敦桢（1897-1968）、梁思成（1901-1972）、单士元（1907-1998）等对“样式雷”及清宫建筑历史进行研究，从此揭开世人对“样式雷”的认识，得以深入了解参与皇家建筑的雷家重要人物。（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

　　梅龙达普洞穴遗址位于阿里地区革吉县，海拔约4600米，是一处有明确地层信息的重要史前洞穴遗址。2018年至2020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一号洞穴连续开展了三次发掘工作。2021年度发掘工作揭露出更为古老的文化层，其中包含黑色角页岩质地的石核、石片石器和少量动物骨骼，说明梅龙达普洞穴为古人类所利用的历史更为久远、过程更为复杂。

　　梅龙达普洞穴遗址发掘出土的部分遗物（2018年8月24日摄）。新华社发（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供图）

　　据悉，梅龙达普洞穴是青藏高原西部发现的首个大型洞穴遗址，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的发掘填补了西藏洞穴遗址的空白和史前考古的部分空白，是西藏考古乃至青藏高原考古的重大发现。（来源：西藏发布 ）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古城村遗址现场进行分类工作（2022年11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 摄

　　“吃货”特色之外这个遗址其实大有来头。滇文化是云南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古城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滇文化起源提供了最新材料。据周然朝介绍，古城村遗址是首次在滇文化核心区内发现的一处完整商周时期环壕聚落。文化特征鲜明，为构建云南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体系，研究滇文化出现之前滇池地区的聚落形态、生业模式、族群构成以及古滇池环境变迁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关键材料。（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2023年11月8日，“载瞻载止——新疆考古百年”特展在新疆开幕，展览共展出各类文物180余件，涉及旧石器时代到汉晋隋唐。展览共分四大部分，以新疆考古工作的发展历程为纵轴，以重要考古发现为横轴，展现新疆文化遗产工作的艰辛探索与辉煌成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考古迎来了光明：1953年，调查伊犁、吐鲁番地区遗迹库车古代遗迹；1959年，调查天山东部旧石器遗址，调查发掘民丰尼雅遗址、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1961年，调查阿勒泰、博州地区石人、石堆墓……通过在北疆地区开拓性的调查发掘，为草原地带的考古作了基础铺垫；东疆地区的考古，为勾勒中国古代区域关联性积累了最初的资料，环塔里木盆地的考古也逐渐迈入正式轨道。